为诸侯国的国君切瓜，削皮后把瓜切成两半，再从中间横断，用粗葛布盖着呈上去；给大夫只削皮就够了。士和庶人自己削瓜，削皮后把瓜蒂去掉直接咬着吃。
是不是有点崩溃，这仅仅是冰山一角，吃个瓜都有这么多讲究，其他事情讲究就更多了，总是是生活的方方面面，从衣食住行到生老病死，到处都有细致入微的规定，目的就是让所有人都要按照不同的等级约束来生活，这样就不容易产生僭越之心。
所谓音乐，本质上也是礼的一种形式，还记得孔子说的那句话吗，八佾舞于庭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，说的就是大夫僭越了，用了超越他等级的音乐和舞蹈。
这套制度很管用，尽管控制的时代，他自己感觉都已经礼崩乐坏了，到了战国更是彻底乱套，但周朝毕竟历经了八百年，这套礼乐制度成功了维系了各阶层，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，尽管后来崩坏了，但依然顽强地又存在了许多岁月，这正是周公最伟大的地方，他制订的制度，考虑的都是五百年之后的事情。
周朝，打一开始，就充满了各种内乱，兄弟相残，君臣也互不信任，尽管后来这些都平息了，但开了头之后，很多事以后可就不好办了，总会有人效法这些坏榜样的。
华夏古代的权力结构一直以来都是皇权不下县，因此知县也就成了朝廷在地方统治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一层，可以说知县的权力非常大。
尤其在明清时期，可以说朝廷的绝大部分事情，都是知县实际在做，而知县上面的官员，基本上都是指挥知县办事的，或者是通过文书来治理，整个帝国的权力核心，其实就集中在知县和内阁手里，因为只有这一大一小是在真正的做决策。
科举制度，给社会上下流动创造了机会和空间，同样的也创造了另一个场景，那就是几乎所有的官员都是读书人出身，也就是说在古代官员其实有两种身份，一种是官员，一种是读书人。
还记得范进中举吗，范进高兴地发了疯，为什么要发疯，因为中了举人，尽管你还不是官，但是你已经彻底脱离普通人的行列了。
徭役不用了，赋税可以减免，总之举人就是一条腿迈进官场的人，但又不是官，本质上还是读书人，是一个被官场承认的读书人。
范进中了举人之后，县令就请他去吃饭，范进也在这个场合表现了他虚伪的一面，因为他的母亲高兴地突然死掉了，本来县令还担心范进在母丧期间不能吃的太荤。
谁知道，范进毫无顾忌的把一个大虾球丸子夹到自己嘴里，作为儒家知识分子，满嘴的忠孝仁义，背地里行为确实这样，儒林外史不愧是讽刺大师之作。
举人可不仅仅是有特权，半只脚踏进官场，下令忌惮举人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，举人背后有更加庞大的势力，这个就是师生情谊和同年情谊。
这个师生情谊好理解，同年是个什么意思，他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同学加同一批考上某个岗位这个概念，比如说你们都是康熙三年谋某个省的举人，那你们天然就有某种关系，而同学的关系更是神秘莫测。
典型的例子就是杨乃武和小白菜案件，一个小小的举人，最后惊动了太后，满清督抚级别的官员，说杀就杀了，为什么一个小小的举人，居然就能牵动太后和大半个官场呢，秘密就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上面。
杨乃武只是一个举人，被人告发和小白菜合谋害死了小白菜的丈夫，举人见了下令可以不用跪，也不能用刑，于是下令就请示学政，革除了杨乃武的功名，定了杨乃武的死罪，本以为事情也就这样，不就是个举人吗，革除了就是了。
但杨乃武有个同学叫吴以同，正好在虎胡雪岩家里做幕僚，然后就把他的冤情给胡雪岩说了，那胡雪岩可不是一般人物，正好这个时候，有个叫夏同善的官员在胡雪岩家里做客。
作为清朝最出名的红顶商人，能到胡雪岩家做客的，也指定不是一般人，这个夏同善一听这事，感觉冤情比较大，于是就答应回到京城之后想想办法。
夏同善官大吗，他官也不大，问题是他老师厉害，他老师叫翁同龢，是皇帝的老师，这种身份最容易见到大清的实际最高统治者，慈禧。
就这样，一件非常小的案子，就被捅到了太后那里，而最终这个案子牵涉面之所以如此巨大，是因为相关利益方太多了，读书人群体开始拉帮结派，官员也纷纷站队，闹得是不可开交。
所以说，不要轻易得罪一个举人，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背后是什么人，尤其是当有共鸣的读书好人作为一个群体的时候，他们之前就会产生很多不可思议的奇妙联系。上古三代，没有什么“禅让”。
所谓的“禅让”是战国人意淫出来的。
编造者不是儒家，而是墨家。
它的基础就是墨家的另一个重要思想——尚贤。
为什么要鼓吹这个？
用现在的眼光看，先秦墨家不像一个学派，更像一个严密的社会组织，一个具有比较典型的“黑社会”性质。
墨家的门人大部分都出身寒微，在当时“尊尊亲亲”的风气下，他们难有出头之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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